一般来说，特许经营权针对的是市政共用事业，仅限于工程周期长、投资风险大、回收成本时间较长的领域，比如修高速公路、污水垃圾处理等，而食材配送前期并不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，也不需要超长时间来回收成本，因为收益可观，只要政府完全放开，有的是市场主体参与竞争，市场充分竞争之下的菜色品质，肯定远胜过垄断经验
财政与经济之间是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结构的，也就是财政系统从经济系统攫取税收，使用以税收为基础的财政资源，进行公共投资，然后推动更快的经济增长，更快的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税收，这样形成正反馈结构
现实情况是，在分税制下，地方将更多的税收收归集中到中央，而收支缺口巨大，同时地方债务融资的口子被打开后，在区域间，官员在为了升迁、相互竞争的情况下，自然会选择更多的债务融资，采用地方赤字财政的方式进行投资，这意味着财税与经济两个系统之间的良性循环被打破，地方依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背后，必然伴随的是不断膨胀的债务，此外，土地财政更彻底强化了举债系统的循环力度和复杂程度，以土地为核心资产，形成了银行涉房贷款到土地出让金的循环
次贷危机后，中央为了抵御经济下行的危机，给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地方政府放开了土地财政和发债的权限，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，众多地方官员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最大化的卖地和发债，以提升政绩获得升迁，另外还由于地方的官员熟知政策周期的短促性特点，也会在政策放松期，最大化的进行融资和投资，以便在接下来必然的政策收紧期之前最大化的利用政策资源，这种行为也导致了中国特有的一放就乱，一管就死的高波动政策周期特性
地方政府的投资规划和机构人员设置，并不是按照税收的预算约束，而是按照税收卖地发债的广义预算进行安排，各种投资公司、平台公司等如雨后春笋冒出，造成了巨大的机构臃肿、人员冗余等问题，又进一步增大了财政负担，只要房价可以继续上涨、卖地收入就能够持续增强，那么这个循环系统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，但背后伴随着的是不断膨胀的债务和飙升的房价，直到债务和房价都到了不可承受的水平，此时地方政府既不能顺利的卖地又不能很难大幅发债，面对原本在财政宽裕时形成的机构人员支出，很明显就会入不敷出，天量地方债务形成的利息对仅有的财政收入的吞噬
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，很多经济落后的基层政府已经发不出日常薪酬，经济发达地区的行政人员也在缩减收入，一旦基层公务员的收入不能保证，那么这些基层权力部门很可能就会滥用权力以补足缺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