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会产生地方保护主义？现地方实行的是财政包干制，各省的财政是分开的，因为地方的政策取向会更多考虑当地地方，而不是站在全国角度进行通盘考虑
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，由于当时面对的是支离破碎的国民经济以及巨大的财政危机，财政收支严重脱节，赤字率达到46.9%，因此建国初期财政以高度一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主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，从而保证在外交孤立、政权不稳的压力下完成国家计划的贯彻实施、稳定局面，但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，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，且中国地域辽阔，中央政府的管理难以覆盖所有事物全部群体，以至于到文革末期，中国经济已处在崩溃的边缘
于是，中国又从无序中构建了财政联邦规则，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实行”划分收支、分级包干“的体制，财政包干制一定程度上照顾了不同地区的特点，扩大了地方的财政自主权，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，但同时也造成了地方各地画地为牢，不利于统一市场、协调竞争，并且也导致中央的财政收入骤降，从1985年开始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比重由38.39%下降到1993年的22.02%
因此，1994年中国政府沿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思路，根据中央和地方的不同事权划分支出范围，按税种划分各级财政固定收入来源，各级政府有独立的预算权，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对地方预算的调剂与控制，而实际看来，分税制改革的核心目的，就是要解决中央在财政收支上的被动局面，为进一步的集权提供财政保障，在实行分税制的第一年，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就从上一年的22%迅速提升到55.7%，并且在其后二十多年内，基本维持在50%左右
1994年分税制初步确定和规范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，但其明显存在中央集权的强化，以及公共服务效率的递减，而且并没有地阿莱全国范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善，随着经济发展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而此前地方各地为战的问题，还仍然存在
从1993年开始，中国省市区中有49个较大的市，主键获得了地方立法权，到2014年，立法权扩大至全部282个设区的市，从此以后中国有两套立法体系，一个是中央，一个是地方，地方可以在不与宪法、中央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，指定地方性法规
中央给地方财政权和立法权，通过补贴或政府投资来发展经济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、资本匮乏的年代，可以兼顾公平和效率，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，地方政府的干预就出现了低效的问题，甚至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
2021年以来政策转型的方向，就是对地方财权的调整
2021年6月，财政部将土地出让金划拨到了一般公共预算，也就是说土地出让金只能用于民生基建等，而不能作为产业补贴
中国的资源和要素市场本就是高度国有化的，但在资源产区往往都存在双轨制价格，本地或有关系的企业可以以更低价格拿到资源，有的会用作企业生产，可有的只是转手赚差价，因此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，就是统一价格
在统一大市场下，会导致各行各业都向头部企业集中，挤压了民营中小企业，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，此外，在地区差异悬殊的情况下，各个地区的商品流通地位并不平等，发达地区的企业向全国各地销售商品，全国的财富则会流到发达地区的企业里，落后地区的财富被发达地区虹吸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可能会更大
统一大市场的愿景，最终能否实现，关键还是在于人的问题最难解决，也就是利益分配的问题